同时，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相对照，我们借本书的出版，更可以体认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对我国的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。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认真发扬自己先人的文化遗产，并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果。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归趋，我们坚信，在不太长远的将来，剩余无几的《永乐大典》现存本，一定可以补印齐全，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。这是学术界的殷切期待，我们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、维护人类文化的朋友们共同努力。
1959年8月31日
郭沫若
本文节选自影印本《永乐大典》序，郭沫若撰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影印，书前序言。万安伦、曹继华据郭沫若书法体序言点校。
【导读】
本文选自郭沫若为中华书局影印《永乐大典》所写的序，该序与1960年9月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的影印说明互为补充，是全面认知该典出版发行的重要资料。《永乐大典》作为明代一部官修类书，其形成与当时文化繁荣，学术发展，当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。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以后，为树立明君形象，锐意改革政治，设立内阁，并在后来的南征北战中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。文化现象上，值得称赞的是朱棣主张编修《永乐大典》。中国历代帝王都注重修典，这也是帝王在建功立业之外彰显自己胸襟与眼界的重要方式，更是中国“文治思想”的重要表现，用梁启超的话讲，“纂集类书之业，亦文化一种表征”[6]。皇帝通过编修类书，在笼络人心的同时，也营造了一种文治的氛围。《永乐大典》的编修并非凭空而为，是在中国第一部类书《皇览》基础上的发展，也是对曹丕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呼应。明太祖时，当时的大臣解缙就深谙帝王的学术兴趣，并能揣度其心理偏好，这为编修《永乐大典》埋下了早期的思想基础。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下旨编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并表明了自己的编修意图：“天下古今事物，散载诸书，篇帙浩穰，不易检阅。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，类聚之而统之以韵；庶几考索之便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在此意旨下，解缙带领胡广等一批儒者，组建了编修团队，开始编纂。永乐二年，解缙将书稿呈给皇帝，明成祖朱棣赐名曰《文献大成》，此次编修的丛书没有赢得皇帝满意。永乐三年，重修工作在南京文渊阁进行，直到永乐五年，重修工作完成，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，亲自撰写了序言，并重新赐名为《永乐大典》。这部永乐年间编修的《永乐大典》原书只有现存的嘉靖年间的副本。《永乐大典》在明代就有散失，乾隆年间修订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大量佚书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遗憾的是，《永乐大典》后来遭到八国联军等各方势力的焚毁、破坏、盗窃，到光绪年间，最后移交至京师图书馆时，仅剩64卷。《永乐大典》虽然遭受了像郭沫若序中所写那样各种磨难，但是给予后人的价值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，它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古代类书编辑的实践活动，也表明中国古代类书的编撰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