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中国社会进人了被称之为“务实”的“后儒”社会。
显而易见，仅限于君臣、父子伦理关系，已不足以控制整个社会了，何况玄、佛两家的本体论，已对这种关系予以了极大的冲击，几欲陷于崩溃。所以，伦理史观或道德哲学——历史哲学，不足以适应这么一个“务实”的后儒社会。要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，就得对只注重伦理实践的前期儒学或伦理史观加以改造与熔铸，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。
于是，实用理性史观或实用理性——历史哲学，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。
有人说，自先秦以来，中国就存在这种实用理性主义思想，这话不假。《老子》一书，满可以视为“君人南面之术”。但是，把实用理性引人历史哲学之中，这毕竟是“后儒社会”的事了。在“罢默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伦理社会中，以孝为先，恐怕更重的是伦理秩序与历史的关联，而到了宋代，已感到这种伦理秩序不足以维系皇权统治，实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风。
儒家，历来是重于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上的论证的，也就是说，它缺乏一个理性的提炼或升华。董仲舒的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等都没有理性的内容，更谈不上精巧的哲学思辨。作为实用理性初期阶段的宋代道学，则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，以精致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，它立足于伦理实践内容，吸收了佛、玄（或老庄）的思想营养，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。